明朝的法制与社会治理(2) -乐鱼全站app网页版

　　所谓明刑弼教，就是通过法律的惩罚来使得百姓敬畏法律，遵守法律。这是对传统德主刑辅、礼法合一思想的重大突破。在汉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德主刑辅，即以儒家学说、道德教化为主，到了唐朝则强调礼法合一的思想。到了宋朝，理学家朱熹首先从礼法合一角度对“明刑弼教”进一步说明：“故圣人之治，为之教以明之，为之刑以弼之，虽其所施或先或后，或缓或急，而其叮咛深切之意，未尝不在乎此也。”他有意提高了礼、刑关系中刑的地位，认为礼法均是理的体现，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，决“不可偏废”。经此一说，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“德主刑辅”中的次要和主要的关系，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，而只是刑罚的目的，刑罚也不必拘泥于“先教后刑”的框框，而可以“先刑后教”行事。从明朝开始，把法律和礼教上升到同样的高度，通过法律的实施来进行教化。
　　朱元璋主张“重典治国”被后世津津乐道，但后人对于他的思想有相当的误解。朱元璋曾经以总结历史的口吻对皇太孙朱允炆说过一段话：“吾治乱世，刑不得不重。汝治平世，刑自当轻，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。”所谓世轻世重，意思就是根据社会情形来决定刑事政策的导向。如果是太平盛世，刑法自然要宽松，而如果是乱世，则不得不用重刑。开国之初，政局不稳定，社会的治理必然要采取重刑主义，但是到了政局稳定之时，则应采取轻刑的刑事政策。所以今天不可片面理解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思想，而是要考察朱元璋这个思想的历史场景。重典治国并不是说在任何时候都要重刑来治理社会，而是指乱世。所谓治顽疾必用猛药。